女人说那怎么办。男人沉默了一会儿，问女人去哪里，女人说去黄龙，男人说黄龙就在前面不远了，我也要去那里，我一起叫辆三轮车踩过去吧。女人说还是再等等吧。男人说，别等了，这车一堵，要疏通，没半个小时是不行的。女人说，那好吧，我们下车吧。男人先站了起来，叫司机开门，司机开了门让他们下去，我旁边的学生也跟着下去，司机又在车里叫，说谁要是赶时间的话，最好也下去坐其他车吧。我看看手机，都快11点半了，干脆也拿起杂志下去了。
下车时，手机来了短信，我点开，是思思的：我还是想跟他在一起一段时间再说，我现在有点离不开他。我看完，想回个“靠”但想想还是算了。我把手机塞回了兜里，朝前面走，迎面来了一辆三轮车，是那个女人和男人，他们有说有笑，很开心。
火车的广播里传来一个很柔和的声音：“本次火车可能会延迟1个小时”1个小时！我抬起左手腕看了看，现在是5点半，1个小时后是六点半，出站大概要20来分钟，这样，见到王军民应该是在7点左右了。但是，在发给他短信之前，我却把20分钟的过道时间给忘了，不过后来我想我走快点也没什么，可以忽略不计。现在凭空又多出了1个小时，是怎么也来不及了。看来，只得让王军民在广场上站上1个来小时了。他是个怕冷的人，在初冬的清晨里一定会冻得来回跑。如果买杯车站旁经常卖的热奶来喝，也许会好点。可是即使有，王军民也舍不得买，他一直说没钱来着，一天就啃三个馒头。所以，不想被冻坏的话，就只有跑起来。他会先蹦几下，向上蹦，然后向左跑十来步，再回头，再跑，如此往复。他在学校里就经常这样干过。
“哧－－”火车叹了口气，颠簸了一下。我没料到它会突然给我来这么一下子，立马就从床上跌了下来。头磕在了桌角上，非常痛。挣扎着爬起来，左肩膀也传了阵痛，扯开衣服一看，那里乌青了。赶紧揉，揉了一阵，开始泛红，总算好点。
“换票啦！”乘务员走过来。
“不是还要1个小时才到吗？”我问。
“不是说可能嘛”他的眉头皱了起来，在当中挤出了一个川字。
“给！”我赶紧把那张卡片给他，换回了我原先的火车票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又走到前面去了。
乘务员走了约莫20来分钟，火车停了，广播里响起了音乐，是民族音乐，有二胡，有古筝，曲子很老，以前在学校里听上铺的老黑经常用笛子吹来着，但名字是什么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我没什么可收拾的，把外套穿上，拎起布包就可以走了。
下了车，清冷的空气迅速把我包围，先是脸上，接着是脖子，冷意一点点地窜进去。我埋着头，跟着前面一个穿红色衣服的女人往前面走。她的脖子系了条蛋黄色的色巾，随着她肩膀的颤动而来回甩着。
走到过道中段，女人转向了左边的出租车道，我则转向了右边的公交车道。王军民跟我说过，如果他还没来，就让我在公交车站等他。
车站广场上空无一人，我绕过当中那个喷水池，再跨过一条铁链，到了公交站牌旁，那里只有一个乞丐睡在靠椅上，他用破旧的军大衣盖住了头，只余几缕纠结的头发露在外面。有辆公交车开过来，车门对我张了张，又开走了。
我拨了王军民的号码过去，那边按掉了，过了一会儿，发了条短信过来，是王军民的，他说他的手机没多少钱了，接长途会停机的。我问他到哪里了，他回了个地名，说他自己现在有急事，叫我先到那儿，晚些再来找我，还说中午一起吃饭。短信后面跟了一个姓名和一个手机号码，王军民说到那里了，可以找这个人。我问他到那里要坐几路车，他回了五个字：自己看站牌！
我仰着头从站牌最上面一路车看下来，到最下面一路都没有看到那个地名。我以为自己看错了，又上下看了一遍，结果还是没有找到。发短信再问王军民，王军民也没回短信，拨电话，那边停机了。我合上了手机，把它塞回了兜里，对着站牌前面那个大转盘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。
有辆出租车在我面前停下来，一个女人从拉下的窗口里探出头，问我去哪里，我说马地－－王军民告诉我的地名。女人的眼睛瞪大了，嘴巴也跟着张到最大限度，她拖长音说，那个地方啊，远着呢，要半个来小时才能到。我说你忽悠我吧，我去过的，才10几钟嘛。女人说，那不可能，我开过的，10几分钟到不了。我没接她的话，继续看站牌。没车的，你别看了，还是我带你过去吧，我不打表，少算你点，还不行嘛。女人提高了嗓门。我又问要多少钱，她说15块。我说10块。她说不行，油费都不够。她看了看后面，说公交车要过来了，你走不走，不走，我就开车了。我说好，就15块吧。
我把布包扔上了后座，然后钻了进去。车里很暖，还有一股香味。女人拉上了车窗，将车绕着转盘转了一圈，然后窜上了一条小一点的水泥路。她开得很快，车窗玻璃像是一个受了惊的孩子，激烈地抖动着。路上她没说一句话，只是不时转动着方向盘，拐进一条条小路。路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