吴国的建立，人们通常认为是从“太伯之奔荆蛮，自号勾吴”开始的——这也正是吴文化的开端。那么，泰伯和仲雍为什么要不远千里地奔吴呢？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的解释，是说他们为了遵从父王的旨意，将继承权让给弟弟季历，然后再传位给季历的儿子昌。泰伯和仲雍宁可不要王位，而去往几千里以外的荆蛮之地，与当地人一样断发纹身，刀耕火种，显示了难能可贵的高风亮节。古往今来，研究吴史、吴文化者都同意这种“让权说”，极少有人提出疑义。
然而仔细想想，问题就来了。“让权说”这样的解释合理吗？难道不是今天的人们强加于泰伯、仲雍的？
不妨先从地理空间上分析。
从黄土高原的歧山，到长江以南的太湖，即使是直线距离也有三四千里，路途遥远而又坎坷不平。兄弟二人带上随从，在荒无人烟野兽出没的崇山峻岭、丛林草莽间踩出一条路来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遇到的困难必然会超出人们的想象——哪怕是今天，那依然是险途。再打一个比方，假如身后有敌军追来，为求生欲望所驱使，或许他们会铤而走险，然而为仁义道德计，似乎不必刻意历尽艰险，从中国的西北边陲一路窜奔到东南沿海地区。他们只要在离故乡不远的地方寻找生存之处，便可以成全父王和季历了。
再来看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。
泰伯他们自幼生活在干旱少雨、刚直粗犷的黄土高原，突然来到温润潮湿、湖荡环绕的太湖流域，水土不服且不必说，语言、风俗、宗教和生活方式等等，也会都有很大的差别。然而，他们居然甘心情愿地遵从当地的风俗习惯，与荆蛮人一样，断发文身，以表示再也不会回到自幼生活的渭水流域去。在这片荆蛮之地上，他们与老百姓一起辛辛苦苦地引水入江，种植水稻，并且授予礼仪，教化人民，赢得了百姓们的爱戴，被推崇为首领，及至由他们创建了历史上。
李安浦反剪着双手，踱进了办公室。
散淡的一天又开始了。
让他到博物馆工作，也真叫是阴差阳错。在大学里读的是旅游管理专业，课余时间喜欢摆弄照相机，拍摄了不少以风光为题材的作品，有几件还侥幸得了奖。毕业后回到谷安市，博物馆正扩建新馆，很需要补充人才，文化部门的一个领导看了他的档案，心想，考古发掘是旅游的前导，没有重要文物景点，拿什么搞旅游？会摄影，不是更适合做展览、整理资料吗？于是用钢笔沙沙地批了一行字：
“请人事科安排该同志去博物馆工作”。
李安浦的命运就这么被一行文字决定了。
进了博物馆，李安浦才发现自己对那儿的一切是陌切是陌生的。尽管不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但一时难以适应。
不过，既来之，则安之。他相信自己脑子不笨，别人能学会的，我凭什么学不会？何况，自己在中学和大学里的古文底子一点也不差，对文博专业的兴趣，就慢慢培养吧。
李安浦确也煞费苦心地钻研业务，在半年多时间里，把人家要整整读四年的书，硬是啃了下来。哪怕啃得生吞活剥，毕竟算入了门。不过，说起来学费也没有少付。
有一次，李安浦在玉琅古玩市场闲逛，心想或许可以捡捡漏，与一个
操江西口音的女瓷器贩子攀谈了几句。那女人很干练，也很灵巧，居然给李安浦留下不错的印象。她拿出一张名片，上面印有“古玩杂件瓷器字画黄梅”的字样，还有临时居住地的电话号码。
那天，不知怎么，鬼使神差似的，李安浦跟随她拐弯抹脚地来到了一个居民小区，走进底楼由汽车库改装的宿舍。黄梅神秘兮兮从床底下拉出了一只纸箱，满箱都是用旧报纸裹着的形态各异的瓷器。
尽管李安浦心存戒备，也十分挑剔，可是当黄梅将一只瓷器放在手上时，他的眼睛顿时一亮。
黄梅轻描淡写地努努嘴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我老家村子的墓坑里出来的……”
杯身线条柔和细腻，大红底款清晰规正。仔细分辨手绘的花卉，釉下彩和釉上彩浑然天成。老天爷，成化斗彩杯呀！
李安浦读过有关成化斗彩瓷器的资料，知道那并非等闲之物。明宪宗是一个很短命的皇帝，仅仅在位23年，然而非常奇怪，那个年代制作的瓷器，艺术生命似乎不受政治风浪的颠踬，成化斗彩奇迹般地跃上了辉煌的顶峰。明万历年间的《神宗实录》如此记载：“神宗时尚食，御前有成化彩鸡缸杯一双，值钱十万”。啧啧，当时就值十万雪花银，到了今天，岂不是要飚到天价？
黄梅竖起一个指头，笑道：
“初次见面，交个朋友，你给我这个数，就行了。”
她要价一千元，这相当于李安浦一个月的工资。但他毫不犹豫地掏出钱，把斗彩杯带走了。
回家后，李安浦抚摸着斗彩杯，越看越觉得开心。他想，这女人，究竟是精明还是爽快？
斗彩杯在家里藏了几个月，恰好博物馆请杭州古玩专家宋翰林来谷安市讲学，李安浦借机请他鉴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