打发走戏子之后，我去梁婉仪就读的大学观看他们的艺术演出。
梁婉仪虽然年轻，在诗剧上却有很高的造诣，每每能把那些难念的英文唱词演得极具特色，在学校里称得上是一颗璀璨的明珠；虽然被她之前欲擒故纵的把戏倒足了胃口，但是现在的她身边已经失去了那些过分殷勤的追求者，理应会比往昔懂事些，我便起兴去瞧瞧。
果然，梁婉仪对我的不请自来表现出极高兴的模样，甚至当面为我yin了一首泰戈尔静美恬谧的诗。
我知道在梁婉仪的心底，许是乐观地认为我和戏子只是逢场作戏；毕竟这的确促进了我们二人的事业，而我也没有明确地与她讲明。
这便极好，淑女现在的懂事让我很欣慰。“婉仪，我已经托孙先生向欧洲几所艺术大学递交了申请。”我坐在演出会场一角的白木小桌旁，笑着迎接从舞台上下来的梁婉仪。
身着公主裙的梁婉仪一愣，手中的薰衣茶也放下来，似是不解地重复道：“大学？”
我点头道：“对，我也替你申请了一个名额。三叔告诉我你对珠宝和服装设计都感兴趣，也很有天分，如此一来只在国内窝着是不成的，正好我也想学习一下西洋画，我们二人刚好可以去共同进修。”
这便算是变相的求婚了。
我看得出她在犹豫。毕竟即使没了宋方觉，我也是她的追求者中最为平凡的一个，虽然现在名望已经上升到她可以接受和崇敬的地步，但无奈面相还是普通了些，让她这样一个美女下半辈子随我，应是有些委屈的。
我也不急，只是让她再多多考虑几天。若是她不愿，我就和廖春生他们去檀香山，娶一位热情的洋夫人来度过余生，也差不了许多。
廖春生时不时上门来催促我一番，我也谨慎了许多，除却他之外谁也不见，更别说现在嫌疑颇大的孔非圣了。
三月时，日本贼寇军舰进入大沽口，国民军惨遭炮轰，自卫还击；十六日，日本以破坏《辛丑条约》之名携八国公使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，并以武力威胁北洋政府。
十八日我带着学生去参加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国民大会，却因为拖着残腿中途跟不上队伍，被大会主席徐先生出声劝下，只得蹒跚着回到学校坐下休息。
我因此避过了惨剧。
当我被梦中那黑洞洞的枪口惊醒时，原本十分庆幸，大汗淋漓地拍了拍胸口，却在下一秒真真切切地听到了远处传来的枪响。
我颤抖着从躺椅上坐起，戴上了放在书桌上的眼镜。
下午，两个受伤的女学生进来办公室见我。我认得她们其中一个是当初被大哥害死的刘初秀的妹妹刘初良，另一个是戏子的青衣弟子季玉英。
“还好罢？”我问她们。
刘初良伤了胳膊，上面正缠着简单的绷带，殷红的血不停地从里面渗出，在那一双黑眼睛的映衬下分外可怜；季玉英的左眼被飞溅的弹片击中，已经失明了，此时正带着医馆里的卫生眼罩，黯然地与刘初良并肩站着。
“先生，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？”刘初良看着我哽咽道，“明明土匪的是他们，却硬要把我们叫做土匪！明明敌人是日寇，却偏要朝自己的人开枪！”
“你们什么也没做错。”我走过去摸摸她们的头，把她们揽在自己的怀抱里，“你们是女英雄，是学校的荣光，先生也为你们骄傲。”
这话说着，我不禁潸然。
“先生，您别哭！”她们抬起头惶然劝我，却也都低低地哭起来。
我掏出手帕给她们拭泪，自己也顺手揩揩眼角，心中的荒凉与孤苦又开始疯狂地滋长。这样的乱世，这样的天下，这样的执政府，我们活着，又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；我所热衷参与的一切，冷眼旁观的一切，都不过是在苟延残喘。
我一向认为自己没有什么良心；良心这东西，在乱世之下是最不值钱的。然而今日我却觉得万分悔恨，睁眼闭眼都仿佛能看到那些倒在血泊里的学生尸体，或是那些畜生军警惨无人道的作为；身为校长却没有好好保护自己的学生，这已是第二次。
这许是我别离了幼时那些黑暗的日子后，最痛苦的一天。
夜晚，我挑着灯写檄文。
磨秃第三支笔的笔尖时，我的右手微微用力，把那支闪着银光的钢笔捏得粉碎。
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厌弃了这种生活。革命与檄文，名望与淑女，没有一样为我所愿；每天生活在担忧与消极中的日子，已经快要将我击垮。
我从书柜里取出一支狼毫笔，用墨条在砚台里划上两下，铺开一张崭新的宣纸写了起来。
还好，我就要和未来的妻子一起赴往欧洲留学，或是和廖春生他们一起去檀香山隐居，从此革命者的名簿上再无梁学程三字，伪君子还是真英雄，也不会再有第二个人去关心。
“阿五。”我停下笔低低地唤。
阿五端着水盆走进来，途中有些虚弱地咳嗽了两声，在袅袅升起的热汽中挽起我的裤腿，技法娴熟地按摩起了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