&&&&西里制止了他，把他抱起来，推到床上，压在他身上和他接吻，汗淋淋的大腿互相摩擦。瓦西里的手掌裹住菲利克的Yin/jing，后者轻声叫起来，像是感到痛苦，紧闭着眼睛，往上挺腰，Jing/ye顺着瓦西里的手指流下来，滴到床单上。
单人床不够宽，他们也不再是孩子了，不得不互相紧抱着挤在上面。瓦西里帮菲利克从汗shi的衬衫里挣脱出来，翻过身，让他趴在自己身上，来回抚摸他光裸的背和tun/部，直到两人的呼吸都平息下来为止。瓦西里想说点什么，但又好像没什么能说的。菲利克枕在他的胸口上，温暖而沉重。菲利克总是让他难以呼吸，哪怕两人根本见不到面也一样。
“你很紧张。”菲利克说。
“我没有。”瓦西里下意识地否认，揉了揉菲利克的后颈，“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？”
菲利克支起上半身，看着瓦西里，什么都没有说，凑过来吻他，颧骨，鼻尖，然后才是嘴唇。“不为什么，只是说说而已。”年轻的克格勃最后啄了一下瓦西里的嘴角，爬起来，“我该走了。”
瓦西里坐起来，靠在枕头上，看着菲利克穿衣服。菲利克没有再看他，擦干净自己，一颗颗扣好衬衫纽扣，打领带，把西装外套穿回去。
“菲利克。”
对方看向他，等他说下去。
“这是最后一次，对吗？”
“对。”菲利克简短地回答，移开目光，把外套纽扣也扣上了，“再见，瓦西里。”
这当然不是最后一次。只过了四十八小时，他们又在同一个房间里见面了。菲利克提着公文包，借口来核对数据，一直“核对”到凌晨才离开。他关门的声音很轻，但瓦西里还是惊醒了，在原处躺了一会，打开台灯，爬起来检查藏在衣柜里的报告和笔记，确认没有被翻弄过的痕迹，才松了口气，回到床上，不由得觉得有些内疚。都是反间处的错，他变得太多疑了，况且菲利克是无辜的，他不该这样神经兮兮地提防他的小老鼠。
瓦西里·安德罗索夫按计划离开巴黎那天，大使馆派了一位司机送他去机场，就只有司机，没有其他人。司机是本地人，几乎一点俄语都不会说，在彻底沉默中把瓦西里送到候机楼外面。
回到莫斯科的时候，克格勃已经在等他了，又开着一辆伏尔加轿车。瓦西里叹了口气，向那辆Yin郁的灰色汽车走去。不到一个小时之后，他就会坐在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的隔音会议室里，报告巴黎的情况。他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，他会用上积极的口吻，夸赞外派人员的辛劳，挑出几个无关紧要的小毛病，增加可信度，接着循例分析“严峻的形势”，但不要担心，我们在“外面”的朋友正在增加。最后他会得出结论：我们在巴黎的人始终忠诚可靠。
——
那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调查，但瓦西里还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白这一点。这不是他个人的疏漏，甚至和菲利克无关。瓦西里确实已经隐隐猜出了拼图的轮廓，但在1975年，他手上只有零星几块碎片，互相相隔很远，似乎毫无关联，还不能凑成有效的线索。
在东柏林，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。又有人敲响了安德罗索夫上尉办公室的门，这次没等他回应就开了门，一个穿着斯塔西制服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，脸色煞白，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紧张。瓦西里站起来，心里出奇地平静。
“上尉。”
“慢慢说，直接讲最重要的。”
“墙开了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开了？”
“边界被迫开放了，柏林墙所有检查站都开放了，人太多了，守卫们不知道，我不知道——我的意思是，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那样说，沙博夫斯基同志说立即生效（*注1）——”
“什么立即生效？”
“沙博夫斯基同志刚刚对媒体说，东西德边境立即开放。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这样的，我不明白……”
瓦西里已经没有在听了，重重地坐了回去，盯着被木板封上的窗户。那个斯塔西还在说话，像个吓坏了的孩子，“上尉？我们怎么办，上尉？莫斯科会救我们吗？现在算是怎样？我们要做什么？”
他不知道，全无头绪。瓦西里沉默地绕过办公桌，粗暴地把斯塔西推到一边。这层楼只有一个房间有电视机，第十司的战情室。瓦西里闯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，一张张灰暗沮丧的脸，都对着电视，西德电视台正在直播柏林墙，人群涌过查理检查站，像chao水一般泻入西柏林。西德人也都赶来了，等在路边，为这些终于逃出牢笼的鸟儿递上啤酒和香槟。陌生的人们拥抱，歌唱，大笑，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西德人，谁是东德人了。
瓦西里看不下去了，回到走廊上，漫无目的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，坐了下来，靠着冷冰冰的铁栏杆。莫斯科肯定也在密切关注他刚才看到的东西，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，会不会被狂怒的总部当成替罪羊当众吊死。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还安全吗？是不是该把制服和肩章扔掉？
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