几乎从很早以前，我就总是不安。
名义上是梁家二少，实际上却是他们从人牙子手里买回来的娈童，若是这事传出去，可真要沦为老顽固们的笑柄了。
我还记得那时院里有十几个小童，其中就有梁家真正的二少。小童们表面上是他的玩伴，深夜里却要进主卧服侍那对残暴的父子。他们在第二天总是奄奄一息地被抬出来，有的伤轻，就养养接着服侍，年纪大了被送到巷子里当个小倌；有的伤重，则是被一卷破席包裹住扔到荒山野地里了。我生得矮小，容貌亦不很出色，是人牙子口中附赠的次品，他们没人对我有兴致，因此我就没遭受过那等耻辱。
然而我怕，怕他们某天心血来chao就挑上我了。于是我佯装坠树，自残了腿；又摔破花瓶，划花自己的脸，想以此来自保。
他们果然对我嫌弃起来，连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难受，只使唤我做个下人。
真正的二少死于一个雨夜，来做法事的道士为了多骗些钱财，竟说自己可以将二少回魂，一双三角眼扫来扫去，就盯上了最不起眼的我。
我便也配合他躺下，浑身抽搐一翻后睁眼站起来，抱住他们“父亲大哥”地戚戚唤着，从此成为梁家的新二少，逃脱了被送到巷子里的厄运。
然而随着我一天天成长，脸上的疤痕也越来越淡，终于淡到快要看不见了；大哥留学国外，头脑再不济也懂了些无神论，知道还魂是决计不可能的事，回来时打量我的目光多少有些玩味。
我怕。
我不知他们二人是否真的对我有意，可我怕。
这从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狂人，就是迫害症了罢。
深陷迫害症的这些年我并未觉得不妥，只是时常感到凄凉；在我心中那个很遥远的幼时，应是有一个兄长的。
兄长待我很亲切，很温柔；然而记忆寻到深处，就断了线索。我也只得继续孤苦无助下去。
如今大哥死了，父亲死了，连那个阻碍我的毒瘤宋方觉也死了，我心里有说不出的快活。
民国的天下争斗繁杂，军阀之争，党派之争，和那新旧道德的学者之争。我只不过是众多学者中无足挂齿的小角色，行事也极为低调，只是温吞地守在自己的《荒野》和学校，和我的学生先生探讨一番《资本论》，比任何人都尊奉赛先生和德先生，仅此而已。
梁家搬家的时候我遗留下不少手稿，都是些言辞极为激烈的，要么批驳自己任职的高校与同谋，要么批驳那些以伸张正义之名荼毒新青年的文人，以Yin郁黑暗的论调批驳了所有的一切，包括政府的种种劣行，用词十分不堪；这和我平时的谦谦君子形象反差极大，流传出去是一定会被下令击毙的。
宋方觉一向偏左，而且左得极有特色，凭借他的容貌和谈吐，很能把那些陷入空想的人变成教徒。单凭这些就足够让我厌恶，更别说他是唯一一个知晓我“伪君子”身份的人了。他在归国后搬到我的旧地，打扫时发现了那些手稿。我和他暗暗对峙几年，依然一筹莫展，总是怕。怕他哪一天终于玩弄够我的神经，把那些稿子全捅出去给我好看。
如今他这一死，我便再不用担忧，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起来，行事也愈发高调。
因着梁家的身份，我起身回了趟老家，在那里卖掉酒坊，把田地和余粮尽数分了。这些举动在当地掀起一阵惊涛骇浪，不多时市面上的报刊就大力赞扬了一番我的作为，学校里的学生看我时更加崇敬，也没了那时污我假惺惺的声音，只是还有些小苍蝇在念叨我哗众取宠。
毕竟父亲名义上只是失踪，此番作为实在是不忠不孝，梁家各种思想顽固的亲戚都在唾我，只有他们的淑女对我多了几分尊敬，也更加殷勤。
我对她微笑，心中却颇为不屑。
所谓淑女，便也是这般势利。
没过多少时日，《荒野》发行量首超《旧闻》，气得那群老顽固吹胡子瞪眼；他们眼巴巴地待着新格会的申请，待到花儿都谢了，上任的新会长却是十三春雨。
十三春雨早就以艺术家、京剧大师的身份递交了申请，在仰慕者的支持下稳稳坐了上去。一个戏子居然也能兼上学者的身份，令无数人大跌眼镜，不过依他那些发表的新诗，倒是的确有这个才能的。
他每隔三日便要在京师最大的那家戏院出没一回，站在台上唱些京腔昆曲儿，再为我打听各种有用的讯息，不动声色地帮我铲除前面那些碍眼的苍蝇。
无论是事情还是人情，戏子皆为我打点得很好。
然而我懒得去想这其中缘由；毕竟这戏子是个疯子，疯子的作为是不需要缘由的。
戏子上任后自然有赞有唾，谁知表现最激烈的竟是我《荒野》的文人。孔非圣愤愤道：“那十三春雨今年也有三十了，戏的确是唱得好，可作风却是有些不堪，报上皆说他在美国时夜夜流连于那些贵妇人的洋房；这话说白了，他就只是个男娼而已！让他做这新诗领导人，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！”
我听得心烦意乱，也没了和他继续研学的兴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