后来我收到了回信，信上没有开头的问好，只是非常潦草的两行字：
他说，并且建议我写下来，比如从一件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开始。
我告诉他已经完全坦白了，包括我的婚姻，我的生活。尽管它们支离破碎，不成逻辑，但我已经将一切都铺开了。
“你他妈才很无聊呢。”
妈妈。我抱着头，慢慢地坐下，坐在地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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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噢，”我转过头看了他一眼，感觉他比刚被我领出来那会儿机灵一点点，“欢迎回到现实世界，宝贝。”
请不要再联系我了。
我坐在餐桌前，铺开信纸，犹豫地写下我和玛蒂尔达最后一次争吵。一开始我不知道要从何开始，很快，我就只是写，一行接着一行麻木地写下去，把信纸叠好，装进信封，贴上邮票，寄出去。回来的路上我突然不知道自己刚才出门是干什么了。
是的，我杀了我的妻子。她没有去费城、佛罗里达、俄亥俄、巴尔的摩、纽约，巴黎……或者世界上任何地方。她哪里也没有去，因为我杀了她，而且把她埋在花圃里了。
我真的不知道我前后一共杀害了多少人，但我记得我最后一个，他是个诗人，也是个流浪汉，他是那么多人里唯一一个真的自愿跟我来的，我用一个三明治就收买了他。这是一个非常古怪的家伙，尽管发现自己一觉醒来被绑在地下室里，也没有显出太多惊慌，甚至很快接受了这个情况。
这一次对话显然不欢而散。我讨厌他这样说话，作为报复，那天晚饭时间我没有如约出现。不过，在这之后，我开始不由自主地考虑他说的话。一个人怎么可能对自己也有所隐瞒呢？我的那么多痛苦回忆之中存在着我一次也不曾提起过的吗？从一件最不愿意回忆的事情开始……
没有词汇能形容我第一眼读到这两行字的震惊和茫然。我甚至不记得我寄出过一封信，就收到了回信，但是当我把信纸在餐桌前展开，相同的场景使消失的信件的记忆又回到了我的脑海里。不知为何我能那么清晰地回忆起每一个细节，就好像我把那封恍惚中写下的信又重复了一遍似的。
我听了笑起来，他很有意思。我经常跟他聊天，偶尔还分他点酒喝，他也很喜欢喝酒。而且他说话总是那么大胆，在我回避的时候仍然追问，似乎一点也不担心我会一怒之下杀了他。
“我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好的。”
……
“被你说对了。我在这儿没有事做。”
“你不害怕吗？”我问。
候我忍不住地发笑。我吗？我猥亵他？他没有职业，只是想敲诈我罢了，说不定他才是那个真正的同性恋。我看的出坐在我对面的警员动摇了，他们试图绕开关于鸡奸的讨论。关于那人身上的伤，我想了想觉得可以承认，就这样，最后交了一笔罚款我就顺利离开了。
“我指的是那些你对自己也回避了的事。”
回到家，布彻尔又被家里的整洁给震惊了。他走走停停，似乎有些无
离开他的住处，我用袖子把眼泪擦干净，走在街上，吹着晚风，感觉出奇地轻松，就像从教堂的祷告室走出来一样。我知道我不会改变的。遇见下一个人的时候我还是会说：“愿意来我家喝一杯吗？”
……
“如果害怕你就能不杀我，我就害怕。”他说。
“是没什么好，搞不好还会下地狱的，”他说，“但是反正你很无聊。”
那天玛蒂尔达向我提出离婚的要求，她坦白自己外遇了一个比我有为的男人。紧接着是激烈的争吵，她给了我一巴掌，而我打了她，我把她的头往柜子上撞，无视她惊恐的哭叫，一下、两下、三下——金鱼缸被碰落在地上，摔得粉碎，三指高的浑水变成地上的一滩污迹，金鱼在地上弹跳着。玛蒂尔达的身体滑落在地上，我突然愣住了，又想朝她走过去，一脚踩下去金鱼被碾碎的怪异触感留在我的鞋底。
你杀了你的妻子吗？
十月二十八号，星期六，这一天和以往截然不同，地下室的那个诗人，我默许他逃走了。我自己也离开了西里安家，只留下一片狼藉；我回到我自己家，把屋子打扫了一通，下午两点，我把布彻尔从病院里接了回去。坐在副驾驶位上，他的神情恍惚，手里拿着一份我随手塞给他的报纸，眼睛仿佛完全没落在上面，可是过了一会儿，他突然说即将到来的世博会闭幕式会有很多名人参加。
离开警局当晚，我把枪放进口袋里，找到那人的住处，发现他有一个孩子。敲开门之后，他看见我，很是惊恐，但我已经我打消了杀他的念头，还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拿出来给他，哭着道歉说我不知道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有一瞬间，他似乎想说“没关系”，但大概最终还是不能轻易说出原谅的话。最后他只是默默收下了钱。“请不要来打扰我了，”他说，“我会搬走的。”
“你有一些没有说出来的事，”他说，“你总是翻来覆去讲那些你早就说过一千遍的事，那些随口就能说出来的都是没意义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