重头戏来了，他们不是在采访我的工作内容，而是希望知道我以秘书的角度如何看待国家元首。我清了下喉咙，开始叙述一位工作不知疲倦，生活勤俭朴素，且礼贤下士的好领导，我还编造了几个关于元首的小故事，营造他私下平易近人的生活状态。
我忙得像陀螺一样，偶尔在和迈克的通信中得知，他在军队里成了人人羡慕的对象，很多人打听他漂亮能干的妻子，问他是怎么追求到她的。他还酸涩地写到，你每天都这么忙，一定不想我。
科隆先生对这个结果很满意，他认为这起到了良好的宣传作用，于是又安排我在出访时作为代表去慰问民众，比如给厂区穷困家庭送面包，给孤儿院送书本衣服，去学校演讲等等。
事实上，我正是因为一闲下来就会胡思乱想，才会把注意力都转移到工作上，一想到他可能在战场上受伤，我就焦虑得坐立不安。似乎明白我这种不安，迈克的信来得很频繁，有时候还会随信送来一些异国的明信片，好似那些明媚的风光能够掩盖战争的阴霾。
另一名记者急切道：“我认为这很了不起，距今为止，您仍然是唯一一个报考法律系并且被录取的女性，我还查到您是那一届少数通过司法考试并取得律师执照的学生，您毕业后没有进入律师事务所吗？您是如何成为元首秘书的呢？”
从那天起，我出名了。
“所以您是我国法律系毕业的第一个女大学生？”一名记者问。
快，以至于人们还没来得及记住她们的样子，她们就已经被替换了。上一任秘书虽然工作得够久，可那个女人低调安静，容貌也平凡地仿佛背景墙上的一扇影子，被秘密警察调查后就更没有人议论她了。
萨沙看上去精神抖擞，她一袭浅蓝色长裙，头戴长叶状白金冠冕，装扮十分华贵，端庄正式得如同要去觐见国王和王后。她们夫妇与元首夫妇寒暄了几句后，就手挽手沿宴会大厅与朋友们打招呼。
“他是军人，正在萨鲁布斯的战场上。”
第二天报道出来了，我似乎被营造成了普国新时代女性的某种典型。
“您还这么年轻，居然已经结婚了吗？您丈夫从事什么工作？”又一名记者问。
“据我所知，我是第一个。”我回答。
“您的工作内容是什么？”
路过餐厅时，工作人员会簇拥过来，用夸张的语言赞美我。有年轻少女见到我后激动地语无伦次，要求握手和签名，还有大叔说希望女儿将来能像我一样。路过咖啡厅的时候，老板无论如何都不收我的钱，强行请客。甚至走在路上，都会有人突兀地跑来问我，您是报纸上的那位女士吗？元首先生的秘书？我还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信，多到堆满一个橱柜。
比如第一次见到元首，他亲切地问候我，我却因为紧张出了洋相。比如我工作出错，元首不但没有责备我，还指导我学习。再比如某天清晨来到办公室，发现元首昨晚熬夜工作等。最后不经意提到自己结婚时，元首叫阿瑞娜女士送给我结婚礼物，直接铲除桃色新闻滋生的土壤。
“时常担心，但我相信我们的军队战无不胜，他一定会带着胜利，平安回到我身边。”
采访当天，我直白地诉说了自己的求学经历，而这似乎让记者们兴奋不已。
而现在，一个金发碧眼，年轻美貌的女秘书出现了。女秘书不稀奇，稀奇的是她已经连续几个月跟随元首出席在公众场合上，人们不免会好奇，这个女人是谁？她是做什么的？她和元首是什么关系？
我当然不会抱怨普国不聘用女律师，想做也做不成，只是按照科隆先生的提议尽量往自己脸上贴金，庆幸地说：“都是机缘巧合，我参加了元首官邸招聘秘书的面试，在阿瑞娜·格林福斯女士身边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正式晋升为官邸秘书。”
“您担心他的安危吗？”
“亲爱的，要见你一面可真不容易。”萨沙找到我，戏谑地说
新年将至，宴会活动也多了起来，一星期内官邸就连续举办了多场宴会招待外国使臣和来宾。新年前夕，在元首位于贝尔斯山脚下的私人别墅里，我遇到了跟随丈夫来参加宴会的萨沙。
出身偏远贫穷的工业小镇，祖上是农民和工人，凭借努力和勤工俭学，在国家开放和进步的今天考入大学，并研读法律专业，后来以优异的成绩毕业，因为精通西语和伯纳语，能够速记和打字，于是前往元首官邸面试，成为了一名秘书，因为工作兢兢业业做出好成绩而受到重用。才新婚不久，丈夫是一名优秀的军人，正在前线奋勇杀敌，虽然夫妻时常互相思念，但两人都以各自的方式为祖国效力，奋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，以自己的职业为荣。
为了避免一些不得体的猜测和议论，科隆先生安排几个记者对我进行了采访。都是官方喉舌的记者，倒也不用担心他们会为了博取关注而扭曲报道，尽管如此，科隆先生仍暗示我要精心编撰履历。在他看来我的容貌过于醒目，会让无聊之人产生桃色的遐想，所以要尽量凸显作为元首秘书过硬的职业素养。